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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鼓励生育的政策很多，尤其是去年三孩政策出来以后。最近有委员说，提高二孩生育率是优先目标。具体细节是什么？下面就和腾越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com边肖。
成员:提高二孩生育率是优先目标
2023年，全国两会即将召开。如何优化中国现行生育政策，应对中国人口的趋势性变化，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。
市政协委员、上海市委常委CPPCC，华东师范大学农工党委员会主席、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吴瑞君拟提交《关于完善婚姻、生育、育儿教育一体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提案》。
人口学领域的专家吴瑞君告诉记者，生育问题要分“不想生”和“想生不敢生”两类来讨论。
“目前针对内驱力不足的‘不想生’问题，针对性措施其实非常有限。”吴瑞君坦率地说，“有些人不想要孩子。谁在乎三胎补贴？但是补贴和政策体现了一种导向，是需要的。”；
所以她说，现阶段生育政策要着重解决那些想生孩子又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。
提高生育率，要把重点放在想生又不敢生的群体
“人口负增长不是一个数量问题，而是它对经济的消费模式和增长方式的影响，包括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，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并重的情况下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。”吴瑞君告诉该报记者。
吴瑞君解释说，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负增长可以分为分母效应和分子效应。从分母效应来看，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人口减少，很多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未婚不育。因此，她曾提出“三多三少”现象:“三多”是指晚婚晚育多，未婚不孕多，丁克家庭多，“三少”是指适婚年龄人口减少，有效生育时间减少，25-34岁育龄妇女生育期人口减少。
分子效应就是很多人不想活，想活的人不敢活。“针对内驱力不足的‘不想生’问题，有针对性的措施其实非常有限。”吴瑞君坦率地说，“有些人不想要孩子。谁在乎三胎补贴？归根结底，不管你怎么鼓励这个不想生孩子的人，短期内可能很难满足他的真实需求，但是我们需要补贴和政策吗？也是需要的，体现了一种导向。”
吴瑞君提出，要着力解决那些想生孩子又不敢生的家庭的顾虑。“有些愿意生孩子的家庭，可能会因为一些客观因素，比如经济负担，家里没有带孩子的老人，而感到担忧。这就需要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均衡化、均等化，包括提升优质教育资源，能够满足或解决想要生孩子的家庭的顾虑和问题，特别是提高他们的育儿能力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。”
从生育角度，也要确立重点目标等等。“目前中国生育率较低，但提高生育率需要一个过程。我们现在实施的是三孩政策，但从目前有效且现实的生育目标来看，我们应该把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现阶段的优先目标。”吴瑞君说。
2022年8月，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，统筹考虑婚姻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，有效解决了家庭的后顾之忧。吴瑞君指出，各地积极响应，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正在逐步落实和推出。但从实施效果来看，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存在顶层设计、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足、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等问题。婚姻、生育、育儿、教育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形成。
顶层设计和完整性，缺乏体系，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
具体来说，吴瑞君认为，一是顶层设计不足，一些制度性约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
比如子女入学仍然与户籍挂钩，租售权没有得到有效实现。因为买房、落户和孩子上学是相互关联的，即使结婚不买房，只要有孩子就必须买房，这无疑加重了年轻育龄家庭，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的生育和养育负担。“这些制度性障碍的有效清除，需要顶层设计，不能只靠地方探索。”吴瑞君说。
二是整合考虑不够系统和整体，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。从纵向生命周期来看，一般婚姻社会的结婚和生育是相互关联的，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。现阶段，针对年轻人晚婚、难婚的扶持措施很少；从横向政策分类来看，目前主要强调的是“想生却不敢生”的问题，以物质激励为主，而针对性的措施对于解决内在驱动力不足的“不想生”问题非常有限。
第三，一些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家庭和性别视角，存在操作困难或支持不力等问题。从家庭角度看，即使配偶缴纳了生育保险，失业妇女或灵活就业妇女仍不能享受生育津贴。对于城市双收入家庭的代际照顾，以及很多孩子的住房短缺，也缺乏相应的家庭支持措施。从性别角度看，女职工产假延长不利于女性就业和生育的均衡发展，男性配偶的陪产假(护理假)和育婴假非常有限，难以有效落实。
现阶段政策重点主要是想生孩子不敢生的家庭
对此，吴瑞君委员表示，要按照群众多样化的生育需求，把婚育、育儿、教育等工作长期结合起来，加强部门协调。现阶段政策重点主要是针对那些想生而不敢生的中低收入家庭，为其减负赋权，提振其生育水平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具体对策和建议有五点:
一是同步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底层逻辑。吴瑞君认为，应加强顶层设计，优化与户籍挂钩的入学等福利制度，逐步将“有稳定工作、稳定住所、稳定收入”的外来常住人口子女纳入城市社区0-3岁普遍入托服务。允许丈夫投保的全职妻子或灵活就业妇女享受部分生育津贴。此外，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有特色的政策措施，及时评估报告执行情况，总结推广好的案例和经验。
二是婚育统筹考虑，积极生育的配套措施要落实到位。吴瑞君给出了四个方向的建议，如在高校开设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等课程，通过共青团、妇联的组织优势，鼓励适婚青年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，形成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；在经济发展新格局中大力促进青年就业，提高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保持生活方式，促进他们结婚生子的意愿；在政策支持下，发展公益性婚介机构，建设婚恋市场，鼓励适龄结婚；保障未婚生育的权利，但不鼓励、不支持未婚生育。
第三，构建关爱家庭的政策体系，增强家庭的生育、抚养和教育能力。一是按照补贴累进差异化的思路，对生育二孩和三孩实施补贴，同时加大个人所得税教育专项税收扣除比例和返还力度。第二，适当延长男性配偶的陪产假和育儿假。三是在公租房、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分配上，适当向有困难的多子女家庭倾斜，对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-3个子女的家庭给予优惠贷款利率。四、根据新的人口变化及时调整教育资源分配空，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，有效落实“双减”政策，缓解家长教育焦虑。
第四，强化性别视角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，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。吴瑞君建议，可以制定和实施“生育友好型”企业认证制度，在年检、项目引进、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奖励，营造生育友好型的就业环境。此外，探索实行夫妻共享育婴假，可以强制男性休不少于1/3的育婴假，减轻女性育儿负担，提高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和最终生育水平。
最后，面对内在驱动力不足的“不想生孩子的人”，吴瑞君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婚育文化，改革福利制度，提高生育的内在驱动力。以清明节祭祖等祭祀活动、家风建设和媒体宣传为载体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型婚育文化建设；加强家庭养老和孝文化的宣传，突出子女的情感和文化价值，科学认识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。此外，逐步改革福利制度，激发年轻人的社会责任分担意识，提高生育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感，缓解“不想生孩子”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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